听祖父讲名士黄侃趣事（一）

　　黄侃先生

（1886.4.3.－1935.10.8）

――编者注

――编者注

一

黄侃字季刚，号量守居士，湖北蕲春人，生于1886年（光绪十二年）。黄侃9岁时，即每日读经过千字，早慧，人呼为圣童。当时，其父黄云鹄（字翔云）应江宁尊经书院山长之聘讲学，黄侃居家读书。某日，家中资用匮乏，母亲命他写信。黄侃于信中告知家事后，在书末作一诗，云：

父作盐梅令，家存淡泊风。

调和天下计，杼轴任其空。

黄云鹄曾署四川茶道，故诗中称此。黄云鹄得书后置于案头。一日，黄云鹄密友原山西布政使王鼎丞过访，见诗，诧为奇才，以女许之，即黄侃原配夫人。

黄云鹄得知乡里人呼黄侃为圣童后，即作书诫之曰：“尔负圣童之誉，须时时策励自己，古人爱惜分阴，勿谓年少，转瞬即老矣。读经之外，或借诗文以治天趣，亦不可忽。”

“借诗文以治天趣”，在那个时代，黄云鹄能注意及此是不易的。天趣不仅培养个性，对黄侃日后深厚的文学修养也起了巨大的作用。

1898年（光绪二十四年）黄云鹄因恶性疟疾卒于家。黄侃是年13岁。黄侃的生母是黄云鹄的侧室，而在蕲春一带，习俗相当轻视庶出子女。章太炎在《黄季刚墓志铭》中写道：“季刚生十三岁而孤，蕲春俗轻庶孽，几不逮学，故少时读书艰苦，其锐敏勤学亦绝人。”这种习俗与旧家庭的双重压迫，对黄侃的性格向着极端的方向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。

黄侃的性格如何向极端发展呢？我的祖父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、训诂学家陆宗达，曾师从黄侃多年并有着深厚的情谊，师生间几乎无话不谈。祖父有时在家中缅怀往事，说到黄侃时道：

“季刚先生那可是一位桀骜不驯不拘小节的人。

“比如他曾对我说，有一回去他丈人家，不知是什么事把他惹翻了，我猜想还是庶出子女的关系。对方大概有人不礼遇他，他一气，蹲到他丈人家的紫檀木椅上解大便。

“又有一回，他去考秀才。在考场里住着时，有一天他瞧见另一个考试的人弄只鸭子，架口锅在那里煮。季刚先生一瞧，心里登时来气了，心想，你是赶考来了还是吃鸭子来了。当时他没言声儿也没动作，在一旁冷眼瞧着，看那人忙着添柴烧火。一直等着鸭子熟了就要起锅了，他冷不丁过去，飞起一脚，把人家那鸭子锅给踹翻了，汤汤水水撒了一地。那人急眼了，揪着他要打。季刚先生说，‘甭管你怎么样，反正今儿这鸭子你是吃不成了’。”

祖父又曾谈道：“季刚先生孝母是有名的。他跟我聊起过，少年时，每天晚上吃过晚饭后，他弄头驴，让他母亲横坐在上头，他牵着，在他家的那个大花园里遛，称为‘孝顺’。直到有一天他母亲实在受不了了，跟他说‘儿呀，你别“孝顺”我了，你把我“孝顺”得受不了了’。”

我想黄侃的本意大概是相当于今人的饭后散步、消食。不过一位老太太吃完饭就坐在毛驴背上来回颠，大约不会怎么舒坦。黄侃所以如此做，我猜想一是自以为这是孝顺，为母亲消食，二来是要在那个瞧不起他们母子的旧家庭里显示显示，带有某种示威的意思。

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、音韵学家俞敏生前与我闲谈时，曾论道：“像黄季刚这种庶出的子女，在旧家庭里一般是很受压迫的。所以庶出子女在那种压力下，常常会变作两种性格。一种是逆来顺受，唯唯诺诺，甘受压迫求一个温饱。另一种便是拼命反抗，桀骜不驯，使性任气处处叛逆。我觉着黄季刚反封建反得走火入魔了，所以有了那么多常人所不理解的行为脾气。”

1908年，黄侃生母周孺人病重，家中电召其还家侍疾。黄侃还家六月，生母去世。黄侃大恸，乃至吐血。当时清政府严捕革命党人，因叛徒告密，两江总督端方听说黄侃在家乡，即密电湖广总督陈夔龙速逮之。派出的捕快已经出发，正在途中，黄侃得知消息，迅即离家，辗转到日本。

黄侃返日后，仍思母不已，乃请苏曼殊绘一图，名“梦谒母坟图”，自为之记，章太炎题其后。黄侃放浪形骸却事母至孝。

二

黄侃的个性确实超出常人之外。他最讲究饮食，喜吃美味，人所共知。祖父曾提起，黄侃因参加同盟会在日本流亡时，某日，听说相识的一些同盟会会员在汤芗铭（辛亥革命后曾任湖南都督）处宴会，席间有不少好吃的，但没有请他。他知道是因为自己骂过其中一些人，可他不请自去。用他的原话是，“到那天我自己就去了，一进门，那些人见是我，先吓了一跳，然后又装的挺热乎的。我也不说什么，脱下鞋入座就吃。等吃完了，我一边提鞋，一边回头冲他们说，‘好你们一群王八蛋！’说完我赶紧跑了。”

黄侃为一代国学大师，还是一位身体力行功勋卓著的革命家、老同盟会会员。这都与他的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他出身于饱学的官宦世家，从小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，而他少年丧父又因庶出而受歧视，几至失学。这种艰难厄境，反使他得到了两点好处：一是有了强烈的反抗精神，反封建意识，尽管这种反抗后来因逐渐变为个人的任性而走火入魔；二是因几乎失学而努力求学。有趣的是，黄侃的革命生涯与其学术活动是同时并行的。黄侃18岁那年，即1903年（光绪二十九年）张之洞任湖广总督，开办文普通学堂，黄侃入学习新学，同学中有宋教仁、查光佛、董用武（即董必武）等。那时黄兴在两湖书院读书，通过宋教仁与黄侃相识，大家因为意气相投往来甚密。

黄侃因其父与张之洞有旧交，去见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。张见后，认为黄侃是当时不可多得的人才，乃资助其官费留学日本。黄侃至日本，入早稻田大学。当年（1905）8月，同盟会于东京成立，黄侃列名会籍。

1910年（宣统二年）秋，湖北革命党人准备大举起事，密函促黄侃归国定大计。黄侃当即返国至湖北，分析形势后，他认为时机并未成熟，不宜轻举，并要党人先办好报纸，鼓吹革命，激扬民气。他自己则奔走于鄂皖八县，组织民众，定名为“孝义会”，宣讲民族大义，号召民众反对君主专制。革命党人詹大悲在汉口出版《大江报》。1911年，黄侃到汉口，为《大江报》撰写了一篇时评《大乱者，救中国之妙药也》，笔名“奇谈”。这篇讨清檄文刊出后震动一时，清政府随即传讯詹大悲、何海鸣二人（詹为《大江报》主笔，何为副主笔，均是革命党人）。后二人被收押，报馆封闭。武昌起义后，詹大悲、何海鸣出狱，并发动新军光复汉口，成立汉口军政分府，黄侃亦至军政府主事。不久，清兵南下，革命军势孤，詹大悲等赴上海招募军队，黄侃则回蕲春发动孝义会，以北上牵制清军。不想，攻打县城计划惊动了当地豪绅。他们请驻防清军前来捕人。黄侃等人躲过清军围捕，辗转赴上海。

辛亥革命成功后，黄侃急流勇退，不再过问政治。推想其原因，可能有二：一是革命成果被袁世凯所窃，而清政府的一批大僚，又摇身一变成为了民国官员，不少革命党人受到排斥，有些人如詹大悲等竟被杀害。也有些革命党人忙于争权夺利，个别党人竟然叛变革命，如黄侃的知友、曾被清政府羁押狱中的胡瑛便投奔袁世凯去了。黄侃觉得政治黑暗，遂生厌恶之心，乃绝计隐退。二是黄侃参加革命本没带什么私心，初衷是推翻中国两千年之君主专制制度。目的既已达到，则可以脱去重负，做自己想做的事了。

1906年（光绪二十二年），孙中山派人将章太炎迎赴日本。章太炎至日本后，即入同盟会，主持《民报》社。当时中国留学生在东京者逾万人，纷纷至章太炎先生门下请业。某日，黄侃亦随众人谒拜，登堂入室后，一抬头，忽见壁间悬有章太炎手书，其语曰：“我若仲尼出东鲁，大禹长西羌，独步天下，谁与为偶。”这虽是东汉戴良语，但章太炎书此悬于壁间，其性情秉性可见。当下黄侃颇以章太炎矜持难近，不愿复往。谁知不久章太炎竟亲自作书邀见黄侃，颇出黄侃意外。

原来章太炎看到了黄侃发表在《民报》上的文章后，以为黄侃为天下奇才。因此黄侃乃与章太炎交往日密。时刘师培亦居东京，与黄侃常相往来。第二年秋，黄侃将归国省亲，章太炎知道后即谓之曰：“务学莫如求师，环顾国内能为君师者少。君乡人杨惺吾（即清末地理学家杨守敬――笔者注）治舆地非不精，然查君意实不欲务此。瑞安孙仲容先生（即清末经学家孙诒让――笔者注）尚在，君归可往见之。”黄侃听了，沉吟未语。章太炎此时又说：“如君不即归，必欲得师，如仆亦可。”黄侃听后大喜，第二日即执贽至章太炎处叩头称弟子。自是日相追随，学问大进。章太炎亦感黄侃聪敏颖悟异于他人，尝叹曰：“常言学问进展，如日行千里，今汝是一日万里也！”

1914年秋，黄侃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，至北京大学国文系讲授词章学及中国文学史等课。

黄侃在北大教书的情形，冯友兰在《三松堂文集》自序中曾提到“当时北大中文系（门），有一位很叫座的教授，叫黄侃。他上课的时候听课的人最多，我也常去听（冯友兰肄业于北大中国哲学门――笔者注）。他在课堂上讲《文选》和《文心雕龙》，这些书我从前连名字也不知道。黄侃善于念诗念文章，他讲完一篇文章或一首诗，就会高声念一遍，听起来抑扬顿挫，很好听。他念的时候，下边的人都高声跟着念，当时成为‘黄调’。在当时宿舍中，到晚上，各处都可以听到‘黄调’。”不仅如此，冯友兰先生放假回家，还照着黄侃的路数，选了些诗文，给他的妹妹冯沅君（后为陆侃如夫人）讲解，教她“黄调”，引她走上了文学的道路。

冯友兰先生又提到“当时中国文学门的名教授是黄侃。……黄侃自命为风流人物，玩世不恭，在当时及后来的北大学生中传说着他许多的轶闻趣事。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比如说：他在北京，住在吴承仕的一所房子中，他们本来都是章太炎的学生，是很好的朋友。后来不知怎么闹翻了。吴承仕叫他搬家，黄侃在搬家的时候，爬到房子的梁上写了一行大字‘天下第一凶宅’。又比如说，他在堂上讲书，讲到一个要紧的地方，他就说：‘这里有个秘密，专靠北大几百块钱的薪水，我还不能讲。你们要听我讲，得另外请我吃饭。’”

黄侃与吴承仕同为章门弟子，在章太炎的心目中，弟子中有四大金刚。据吴承仕自己称：“这四大金刚，系指黄侃、汪东、钱夏（即钱玄同）及本人，且太炎先生封黄侃为天王。”黄、吴二人交谊很好。

1919年，黄侃应武昌高等师范大学之邀离南京南下。后又于1926年再赴北平，授学于北京师范大学，兼中国大学及民国大学课。

吴承仕此时正执掌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，为系主任。据杨明德撰“检斋（吴承仕的字）先生在师大”（见《吴承仕同志诞生百年纪念文集》）一文，可知黄侃二次赴平，是应吴承仕之邀，来师大国文系讲授小学。黄侃不负朋友之托，讲课十分卖力，使学生们获益匪浅。杨先生文中所说培养了陆宗达和任化远为关门弟子也是实情。祖父曾亲口对我说，他是在1926年，还在北京大学上学期间，通过吴检斋认识了季刚先生，并登门求教，结为师徒。至于黄侃与钱玄同间的龃龉，倒也并非空穴来风。我家藏有黄侃与我祖父的手札数十通，其中一通的内容便涉及到与钱的关系。

黄侃于信中说到与钱先生“与彼既经诟淬不便从假”，可知他在师大任教时对钱先生有所责难，应是事实。关于黄、钱二人因何不和，祖父曾依稀对我提起，“大概是有一次在太炎先生处，章、黄、钱三人闲谈。谈话中季刚先生忽然责怪钱不该去搞注音字母，季刚先生大概以为钱喜欢标新立异追逐潮流，钱当然极口辩解，季刚先生本来就比较爱使气，结果俩人越闹越僵，最后钱涨红了脸，大声嚷，‘我就要搞注音字母！我就要搞注音字母！’到了儿还是太炎先生给劝开了。”所以黄、钱二人在师大任教时互相不和可能是事实。而黄侃与吴承仕的不和，我的看法是，怕是由学生的误会而起。

三

黄侃天资颖悟，后天刻苦，在学习上与章太炎“转相启发者”多矣，而且在为人行事上有其不可更改的原则，有这样的事可为例证。

黄侃在东京投章太炎门下时，即与刘师培（字申叔）相识，刘师培学识渊博，异乎寻常学者，三人往复论学，甚乐。但刘师培品行较差，初为革命党人，后为清大僚端方收买，遂有背叛行径。辛亥后，袁世凯窃得果实，且谋称帝。刘师培此时又依附袁世凯，成立“筹安会”，为袁称帝大作舆论准备。

1915年秋日，刘师培于京召集知名学者，动员众人拥戴袁世凯称帝。黄侃与刘师培平素关系最好，邀在首列。黄侃去后，刘师培向众人阐明袁世凯当皇帝之意。一时众学者出乎意外，一则惧袁之淫威，二则碍于刘之情面，面面相觑，计无所出。忽黄侃先生挺身而出，嗔目叫道：“如是，请刘先生一身任之！”说罢，拂袖而去。学界众人亦随之而退。所以，章太炎赞道：“是时微季刚，众几不得脱。”

刘师培虽然名节不好，但学识甚佳。所以辛亥后，革命党人有人提议惩治刘师培叛徒行径时，章太炎曾为开解之，谓“为中国留读书种子”。黄侃在这点上大概也得了章太炎的遗传，因为他后来看到袁世凯呜呼哀哉后刘师培一落千丈穷居北京时，又生怜悯，乃言与蔡元培，延其于北京大学授课。此后二人时相过从，往复论学，后乃有拜师之事。

黄侃拜刘师培为师经过，有两种说法。

一种是祖父的回忆：

“有一次，季刚先生去刘师培家，见刘先生正与一位北大学生对话，而对学生提出的问题多半却支支吾吾。学生离去后，季刚先生便问他为什么不认真回答问题。刘先生说，‘他不是可教的学生。’随后他便感叹起‘四世传经，不意及身而斩’（申叔时患肺结核且已至晚期――笔者注）季刚先生说：‘你想收什么样的学生呢？’刘先生抚摸着季刚先生的肩膀说：‘像你这样的足矣！’季刚先生并不以此为戏言，第二天果然正式去拜师，登门受业。当时许多人都很奇怪，黄比刘年龄只小一年零三个月，二人在学界也是齐名的，甚至不少人认为在小学上黄甚于刘。但季刚先生却常说他受益于刘先生颇多。（见《量守庐学记・我所见到的黄季刚先生》）。”

另一种是杨伯峻先生的回忆：

“1932年春天，季刚师又全家来到北京（当时改名北平）。我叔父（即杨树达――笔者注）叫我去拜他为师。礼节是，到他家，用红纸封套装十块大洋，还得向他磕个头。我本不想磕头，但是先叔说：‘季刚学问好的很，不磕头，得不了真本领。你非磕头不可。’我出于无奈，只好去季刚师家。季刚师一听我去了，便叫到上房里去坐。我把红封套取出放在桌上，说明拜师的诚心，跪下去磕了一个头。季刚师便说：‘从这时起，你是我的门生了。’他又说‘我和刘申叔，本在师友之间，若和太炎师在一起，三人无所不谈。但是一谈到经学，有我在，申叔便不开口。他和太炎师能谈经学，为什么不愿意和我谈呢？我猜到了，他要我拜他为师，才肯传授经学给我。因此，在某次只有申叔和我的时候，我便拿了拜师贽敬，向他磕头拜师。这样一来，他便把他的经学一一传授给我，太炎师的小学胜过我，至于经学，我未必不如太炎师，或者还青于蓝。我的学问是磕头得来的，所以我收弟子，一定要他们一一行拜师礼节。’”

从上面所引的文字中可以看出黄侃有这样几个特点：

头一样是革命党人的气节始终不变，风骨傲然。

第二样是不因人废言。刘师培名节不好，但学问好，故仍为其谋北大之教职。

第三样是虚心好学，不耻下问。黄侃与刘师培本在师友之间，学问各有所精。黄侃自觉经学不如刘师培，即屈己而拜师，并非人人皆能做到的易事。

我家藏有黄侃手写一纸条，夹于其所批点《尔雅义疏》中。纸条上所书为某字之注释，最后两句为“忆昔申叔师亦未明此义，以之问侃，侃未能解。今此字义虽明，而师殁已数年，不觉泫然。”